近期钢价走势宏观谈
[ 宁波市塑料机械行业协会 ] 发表于 2014-12-17 09:47:00 浏览量：0
近期以来，宏观环境剧烈变化，美国明确退出QE，美元指数暴涨，黄金原油暴跌，而日本却出人意料的推出日版QE，各国汇率随美元指数剧烈波动，而以美元为计价单位的大宗商品除了黄金原油暴跌外，其余的大宗商品却有触底反弹的迹象，究竟是利空出尽，还是下跌中继，市场解读不一，下面笔者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为大家做些简要的分析，希望能对大家把握年底钢材市场走势有所帮助。
美欧日QE有退有进
目前，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还在继续深化和发展，各国都在寻找机会转嫁危机。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量化宽松的手段，希望通过金融的扩张来走出危机。具体来看，这三方量化宽松的方式有一定的同质性，但其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所产生的影响还是存在较大的区别，可谓“各有盘算”。
从美国来看，由于实体经济难以恢复，失业率居高不下，而再工业化难以推进，美国不得不通过大规模的量化宽松、零利率政策向海外投资，进一步的攻城掠地，控制海外的一些产业，获取海外收益以支撑国内的政府债务及其政治强权。但这样导致资金流出，反而更不可能在国内创造就业机会来稳定社会，社会就业进一步转化成对政府债务的压力，政府债务的压力会进一步促进用量化宽松购买政府债务。这样就形成恶性循环，催生出金融泡沫，最终演变成美国主导的金融资本的一种新的运作方式。美国的海外投资通过两个渠道获取金融收益，首先是大量流动性进入能源、原材料等期货市场，从而推高大宗商品价格，占据了第一道收益；其次是发展中国家向美国等国出口产品之后就获得的外汇储备，相应的买回了金融产品，这些金融产品在量化宽松时代，被输入型通胀减债了，表面上记账是净收益的，但是当一个大的通胀到来时，马上就变成负收益。
日本在安倍晋三上台后也开启了超量化宽松之旅。其经济逻辑是先通过量化宽松，推动利率下行、通胀上升和日元贬值，然后通过金融指标先行形成市场资产效果，从而带动市场信心，刺激企业投资；同时通过制度创新将国债成本转嫁到国外。目前，“三支箭”已经先后发出。从实施效果来看，金融指标先行得以实现，但对实体经济未产生实质性的、根本的改变。日本发出的“第三支箭”也未触及日本经济的深层改革，注定难以带领日本走出金融危机。反过来看日本社会结构中，其人口结构、教育，包括劳动市场，这些结构问题本身就缺乏改革余地，安倍的政策很难往前走。所以，现在安倍将目标锁定在亚洲和非洲两大海外市场。一方面是通过量化宽松在海外投资产业，扩张海外市场；另一方面是由日本央行购买国债，然后找到一个途径把央行持有的国债转嫁到海外，这样日本国内的流动性才变成实际的、能够投资的流动性。客观的看，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结果并不影响国际期货市场，主要还是变成一种由日本央行购入国债，再把它转变成对外转嫁
与美日不同的是，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主要是在购买欧洲各国的国债，实际上起的作用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日本。欧洲这一轮量化宽松政策，除了购买各国债务之外，主要用于支撑欧洲的意识形态。因为这里牵涉到一个逻辑的相关性，就是大量的南欧国家，包括欧猪五国在内，因其产业基本上已经移出，就使得国内只能靠政府发债来维持社会开支，而社会开支又是支撑其意识形态最主要的一个基础。买国债就是用这种社会开支来支撑这种意识形态，就意味着欧洲的政治意识形态不破产，所谓欧洲的合法性也就客观上存在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笔钱花的值得，但是这种量化宽松应该说并不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
综合分析来看，美日欧的量化宽松并不能解决其生产不足的问题，这也就意味着发达国家难以通过量化宽松走出危机，但其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会对中国产生不同的影响，需要加强警惕：
第一，日元的贬值对中国的出口企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如果人民币对日元进行干预的话，中国就需要买日本国债，这样才可以缓解人民币对日元升值，中小企业日子也可以好过一些，包括中日之间国际收支账户可能也会对中方有利一些，但这样就承接了日本转嫁其国内债务危机的风险，需要避免。
第二，欧洲经济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中国外贸形成了较大的冲击，但由于对欧盟法律了解不够，在贸易战中中国多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中国应加强对欧洲法律的认识和研究，以保护在国际贸易中的合法利益。
第三，美国等金融资本的挤压导致中国实体经济的低收益，现在中国也开始转向金融投资，而减少了实业投资。但从实际来看，中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着国内外的双重压力，中国式危机苗头显现。不过，中国内需潜力巨大，只是受到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制约，内需难以完全释放。因此，必须加快国内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来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改革突破点主要集中在金融市场的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以及简政放权等方面。通过改革来释放经济自身活力，对冲美国QE退出的负面影响。
再看国内经济困境
当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是发达经济体生产不足的危机，特别是在中国走向重工业出口时代后，发达国家想要走出这场生产不足的危机已经希望渺茫。
这场危机也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中国经济开始掉头向下。2009年，在4万亿投资计划的“重砸”和接近10万亿元的信贷大投放下，中国经济有了回升的迹象，但好景不长，投资热情一过，经济增长再次放缓。而且，长期积累的产能过剩情况在4万亿投资的作用下愈加严峻，同时，由于外需萎缩没能得到缓解，中国经济遭遇了“内外需紧缩双碰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危机临界期。可以想见，在外需萎缩的同时又面临如此严峻的产能过剩形势，中国经济增长掉至7%以下恐怕毫无悬念。
更为严重的是，在本轮的投资扩张中使用了大量的银行贷款。大量以地方政府平台为主体建设的项目，本来就是由于产能过剩和环保等其他问题在“十一五”规划时未获批准，为了刺激经济却在2010年都通过了，而且允许这些项目大量使用贷款，到了项目投产时由于没有市场需求，就难以形成还本付息能力。这种明知大批项目还款能力有问题还大量提供贷款的情况成为中国式“次贷危机”的隐患。
同时，最近五年，房地产价格上涨幅度已经超过两倍，这一数据已经高过2000年到2008年美国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幅度。特别是北京和上海等特大型城市的房价，已经接近纽约和东京的水平。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有市场需求和政府利益两方面因素，市场需求推动房地产价格上涨，政府利益助推了房地产价格泡沫的形成。
目前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倾向于控房价，但遭遇了地方政府的极大阻力，而阻力的根源就在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最主要的体现是在财税体制改革方面，由于财权与事权的不统一，使得基层政府财政困难，因而土地财政也就应运而生，地方政府也就成了房地产价格泡沫的最大推手。
经济的放缓、严重的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以及地方债务风险带来的将是“中国特色的资产负债表危机”，而且，这个危机已经越来越近了。
面对中国经济的“内外需紧缩双碰头”局面，走出危机的唯一道路就是城市化，它将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新动力，而切实的政治经济改革则是中国城市化的基础。
一是，要提高中央的治理效能，就必须兼顾各地区间利益分配关系，理顺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
二是，要改革政治体制。如果经济体制改革得不到快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得不到有效起动，那么，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过程中，以大城市为主的城市化建设、扩大城市中产阶级等推动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的方式都将难有作为。
而且，对于城市化的发展方向，大都市圈才是城市化发展的正途。从中国的地理、人口等多种国情来看，中国必须本着“先吃饭、后建设”的原则，用高度集约的用地方式搞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在城市化过程中就必须保留比日本更多的耕地，计算下来，中国的城市人均占地面积，大约比日本还要低15-20%，是125平米/人，计算的基础是按照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目标而必须达到的标准：到2030年中国有15亿人口，其中12亿人在城市。因此，中国的城市化必须以建设大都市圈为方向，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而目前政策所鼓励的50万人以下小城镇发展模式，造成了土地的浪费，并且难以形成大都市圈规模的产业链集群。
发展城市化是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唯一出路，但城市化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及资源投入，而且，城市化的推进也面临着新城市人口就业等问题，中国未来政治和经济改革的道路将异常艰辛。对于经济形势目前也是水火不容，各种矛盾复杂交织，需要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待和理解目前的经济形势。
从宏观形势看钢价
实体经济增长的放缓和外需的持续萎缩，使中国经济内部的各种问题都暴露了出来，比如说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内外需的失衡等。造成这些失衡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内部分配机制不合理与城市化严重滞后，因此改革是必然的选择。但中国当前的改革遭遇了极大的内部阻力，去年四季度以来，出现了一个现象，货币政策的放松并没有对实体经济的增长产生有效的推动作用，反而成为了房价上涨的关键动力。城市建设和房地产投资对资金的虹吸效应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实体产业的技术创新和升级，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结构大调整的步伐。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政治体制改革又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是吹大房地产泡沫的两个最主要因素，如果再不进行有效的调整，中国在实体经济的衰退中将难以自拔。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主线是企业改革，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变革的中心已经转为政府的自身改革和转型。当今中国，表象巨变，深层难撼。经济一马当先，其余诸多滞后，政治改革更是停滞不前。30年来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比如在经济、外贸、消费等方面，但是同时也有一种忧虑，伴随着成绩的背后还存在着多方面的问题，甚至有的已经形成了危机。由于中国太大，各地区、各部门发展过于不平衡，所以有些比较大的问题常常不是在萌芽状态解决，而是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且到了物极必反非解决不可的时候才开始解决。
反观钢铁行业，经过十几年的野蛮生长以后，目前在产能过剩，需求放缓的情况下，再加上银行贷款的收紧，整个行业处于一个全面亏损状态，行业危机通过产业链传导到上下游，上游的国有大钢厂和煤焦行业处境异常危险，依照目前的情况下，国家也意识到前几年的强力收贷等措施并不完全正确，对整个行业打击面过大，如再不运用改革来解决发展中遇到到问题的话，整个行业将面临硬着陆的问题，对于劳动力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的钢铁行业来说，如果出现硬着陆，将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这是各级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都不愿意面对的。
根据目前笔者了解的情况，钢铁行业产业政策即将修订，其中一个重要的指导趋势就是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放宽外资进入壁垒，形成新的内外混合制发展，外资的资金实力和国内的产业优势结合，加大出口力度，运用融合的概念去破除对外贸易壁垒。而且在目前国内银行业对钢铁行业严格限贷的情况下，释放一部分企业的股权去换取新增低成本外来资本，这无非是盘活市场存量的一个高招。
产业政策的另一个方向就是结合国家简政放权的趋势，通过制定合理的行业进入门槛，引导钢铁行业进行完全的市场竞争，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加速淘汰落后产能，提高行业集中度，加上环保措施严格，大部分无竞争力的小钢厂将退出市场，整个市场将出现新的贸易模式。
近期钢铁股持续拉涨，在笔者看来，有些利空出尽的意味，期货盘面也反映了这个迹象，在现货基本平稳小幅波动的情况下，期货空头持续打压，现货价格却有止跌企稳的迹象，另外临近年底，政府维稳的意图非常明显，这也需要市场密切关注。
美欧日QE有退有进
目前，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还在继续深化和发展，各国都在寻找机会转嫁危机。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量化宽松的手段，希望通过金融的扩张来走出危机。具体来看，这三方量化宽松的方式有一定的同质性，但其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所产生的影响还是存在较大的区别，可谓“各有盘算”。
从美国来看，由于实体经济难以恢复，失业率居高不下，而再工业化难以推进，美国不得不通过大规模的量化宽松、零利率政策向海外投资，进一步的攻城掠地，控制海外的一些产业，获取海外收益以支撑国内的政府债务及其政治强权。但这样导致资金流出，反而更不可能在国内创造就业机会来稳定社会，社会就业进一步转化成对政府债务的压力，政府债务的压力会进一步促进用量化宽松购买政府债务。这样就形成恶性循环，催生出金融泡沫，最终演变成美国主导的金融资本的一种新的运作方式。美国的海外投资通过两个渠道获取金融收益，首先是大量流动性进入能源、原材料等期货市场，从而推高大宗商品价格，占据了第一道收益；其次是发展中国家向美国等国出口产品之后就获得的外汇储备，相应的买回了金融产品，这些金融产品在量化宽松时代，被输入型通胀减债了，表面上记账是净收益的，但是当一个大的通胀到来时，马上就变成负收益。
日本在安倍晋三上台后也开启了超量化宽松之旅。其经济逻辑是先通过量化宽松，推动利率下行、通胀上升和日元贬值，然后通过金融指标先行形成市场资产效果，从而带动市场信心，刺激企业投资；同时通过制度创新将国债成本转嫁到国外。目前，“三支箭”已经先后发出。从实施效果来看，金融指标先行得以实现，但对实体经济未产生实质性的、根本的改变。日本发出的“第三支箭”也未触及日本经济的深层改革，注定难以带领日本走出金融危机。反过来看日本社会结构中，其人口结构、教育，包括劳动市场，这些结构问题本身就缺乏改革余地，安倍的政策很难往前走。所以，现在安倍将目标锁定在亚洲和非洲两大海外市场。一方面是通过量化宽松在海外投资产业，扩张海外市场；另一方面是由日本央行购买国债，然后找到一个途径把央行持有的国债转嫁到海外，这样日本国内的流动性才变成实际的、能够投资的流动性。客观的看，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结果并不影响国际期货市场，主要还是变成一种由日本央行购入国债，再把它转变成对外转嫁
与美日不同的是，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主要是在购买欧洲各国的国债，实际上起的作用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日本。欧洲这一轮量化宽松政策，除了购买各国债务之外，主要用于支撑欧洲的意识形态。因为这里牵涉到一个逻辑的相关性，就是大量的南欧国家，包括欧猪五国在内，因其产业基本上已经移出，就使得国内只能靠政府发债来维持社会开支，而社会开支又是支撑其意识形态最主要的一个基础。买国债就是用这种社会开支来支撑这种意识形态，就意味着欧洲的政治意识形态不破产，所谓欧洲的合法性也就客观上存在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笔钱花的值得，但是这种量化宽松应该说并不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
综合分析来看，美日欧的量化宽松并不能解决其生产不足的问题，这也就意味着发达国家难以通过量化宽松走出危机，但其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会对中国产生不同的影响，需要加强警惕：
第一，日元的贬值对中国的出口企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如果人民币对日元进行干预的话，中国就需要买日本国债，这样才可以缓解人民币对日元升值，中小企业日子也可以好过一些，包括中日之间国际收支账户可能也会对中方有利一些，但这样就承接了日本转嫁其国内债务危机的风险，需要避免。
第二，欧洲经济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中国外贸形成了较大的冲击，但由于对欧盟法律了解不够，在贸易战中中国多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中国应加强对欧洲法律的认识和研究，以保护在国际贸易中的合法利益。
第三，美国等金融资本的挤压导致中国实体经济的低收益，现在中国也开始转向金融投资，而减少了实业投资。但从实际来看，中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着国内外的双重压力，中国式危机苗头显现。不过，中国内需潜力巨大，只是受到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制约，内需难以完全释放。因此，必须加快国内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来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改革突破点主要集中在金融市场的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以及简政放权等方面。通过改革来释放经济自身活力，对冲美国QE退出的负面影响。
再看国内经济困境
当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是发达经济体生产不足的危机，特别是在中国走向重工业出口时代后，发达国家想要走出这场生产不足的危机已经希望渺茫。
这场危机也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中国经济开始掉头向下。2009年，在4万亿投资计划的“重砸”和接近10万亿元的信贷大投放下，中国经济有了回升的迹象，但好景不长，投资热情一过，经济增长再次放缓。而且，长期积累的产能过剩情况在4万亿投资的作用下愈加严峻，同时，由于外需萎缩没能得到缓解，中国经济遭遇了“内外需紧缩双碰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危机临界期。可以想见，在外需萎缩的同时又面临如此严峻的产能过剩形势，中国经济增长掉至7%以下恐怕毫无悬念。
更为严重的是，在本轮的投资扩张中使用了大量的银行贷款。大量以地方政府平台为主体建设的项目，本来就是由于产能过剩和环保等其他问题在“十一五”规划时未获批准，为了刺激经济却在2010年都通过了，而且允许这些项目大量使用贷款，到了项目投产时由于没有市场需求，就难以形成还本付息能力。这种明知大批项目还款能力有问题还大量提供贷款的情况成为中国式“次贷危机”的隐患。
同时，最近五年，房地产价格上涨幅度已经超过两倍，这一数据已经高过2000年到2008年美国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幅度。特别是北京和上海等特大型城市的房价，已经接近纽约和东京的水平。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有市场需求和政府利益两方面因素，市场需求推动房地产价格上涨，政府利益助推了房地产价格泡沫的形成。
目前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倾向于控房价，但遭遇了地方政府的极大阻力，而阻力的根源就在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最主要的体现是在财税体制改革方面，由于财权与事权的不统一，使得基层政府财政困难，因而土地财政也就应运而生，地方政府也就成了房地产价格泡沫的最大推手。
经济的放缓、严重的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以及地方债务风险带来的将是“中国特色的资产负债表危机”，而且，这个危机已经越来越近了。
面对中国经济的“内外需紧缩双碰头”局面，走出危机的唯一道路就是城市化，它将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新动力，而切实的政治经济改革则是中国城市化的基础。
一是，要提高中央的治理效能，就必须兼顾各地区间利益分配关系，理顺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
二是，要改革政治体制。如果经济体制改革得不到快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得不到有效起动，那么，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过程中，以大城市为主的城市化建设、扩大城市中产阶级等推动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的方式都将难有作为。
而且，对于城市化的发展方向，大都市圈才是城市化发展的正途。从中国的地理、人口等多种国情来看，中国必须本着“先吃饭、后建设”的原则，用高度集约的用地方式搞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在城市化过程中就必须保留比日本更多的耕地，计算下来，中国的城市人均占地面积，大约比日本还要低15-20%，是125平米/人，计算的基础是按照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目标而必须达到的标准：到2030年中国有15亿人口，其中12亿人在城市。因此，中国的城市化必须以建设大都市圈为方向，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而目前政策所鼓励的50万人以下小城镇发展模式，造成了土地的浪费，并且难以形成大都市圈规模的产业链集群。
发展城市化是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唯一出路，但城市化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及资源投入，而且，城市化的推进也面临着新城市人口就业等问题，中国未来政治和经济改革的道路将异常艰辛。对于经济形势目前也是水火不容，各种矛盾复杂交织，需要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待和理解目前的经济形势。
从宏观形势看钢价
实体经济增长的放缓和外需的持续萎缩，使中国经济内部的各种问题都暴露了出来，比如说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内外需的失衡等。造成这些失衡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内部分配机制不合理与城市化严重滞后，因此改革是必然的选择。但中国当前的改革遭遇了极大的内部阻力，去年四季度以来，出现了一个现象，货币政策的放松并没有对实体经济的增长产生有效的推动作用，反而成为了房价上涨的关键动力。城市建设和房地产投资对资金的虹吸效应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实体产业的技术创新和升级，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结构大调整的步伐。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政治体制改革又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是吹大房地产泡沫的两个最主要因素，如果再不进行有效的调整，中国在实体经济的衰退中将难以自拔。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主线是企业改革，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变革的中心已经转为政府的自身改革和转型。当今中国，表象巨变，深层难撼。经济一马当先，其余诸多滞后，政治改革更是停滞不前。30年来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比如在经济、外贸、消费等方面，但是同时也有一种忧虑，伴随着成绩的背后还存在着多方面的问题，甚至有的已经形成了危机。由于中国太大，各地区、各部门发展过于不平衡，所以有些比较大的问题常常不是在萌芽状态解决，而是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且到了物极必反非解决不可的时候才开始解决。
反观钢铁行业，经过十几年的野蛮生长以后，目前在产能过剩，需求放缓的情况下，再加上银行贷款的收紧，整个行业处于一个全面亏损状态，行业危机通过产业链传导到上下游，上游的国有大钢厂和煤焦行业处境异常危险，依照目前的情况下，国家也意识到前几年的强力收贷等措施并不完全正确，对整个行业打击面过大，如再不运用改革来解决发展中遇到到问题的话，整个行业将面临硬着陆的问题，对于劳动力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的钢铁行业来说，如果出现硬着陆，将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这是各级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都不愿意面对的。
根据目前笔者了解的情况，钢铁行业产业政策即将修订，其中一个重要的指导趋势就是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放宽外资进入壁垒，形成新的内外混合制发展，外资的资金实力和国内的产业优势结合，加大出口力度，运用融合的概念去破除对外贸易壁垒。而且在目前国内银行业对钢铁行业严格限贷的情况下，释放一部分企业的股权去换取新增低成本外来资本，这无非是盘活市场存量的一个高招。
产业政策的另一个方向就是结合国家简政放权的趋势，通过制定合理的行业进入门槛，引导钢铁行业进行完全的市场竞争，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加速淘汰落后产能，提高行业集中度，加上环保措施严格，大部分无竞争力的小钢厂将退出市场，整个市场将出现新的贸易模式。
近期钢铁股持续拉涨，在笔者看来，有些利空出尽的意味，期货盘面也反映了这个迹象，在现货基本平稳小幅波动的情况下，期货空头持续打压，现货价格却有止跌企稳的迹象，另外临近年底，政府维稳的意图非常明显，这也需要市场密切关注。